摘要：仰韶文化研究中，彩陶图像的解读一直是热点问题。半坡类型晚期，鱼鸟组合成为重要的图像主题，已经成为共识，对此主题在庙底沟类型时期的发展，也有了初步讨论。本文提出，卵生是与鱼鸟组合同时出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彩陶图像主题七界策略，其中包括鱼类胚胎在卵膜中的写实形象，也包括对各种卵纹、卵裂纹和鱼鸟孕育及破卵而出图像的写实描绘。对卵生相关图像的释读进一步证明，庙底沟时期彩陶的盛行，表明整个社会对生命繁育、万物欣欣向荣的强烈祈愿，形成仰韶文化范围内最具特色的信仰传统。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当时应有与之相关的仪式活动，由此引发我们对仰韶社会“集体取向”宗教的思考。
一、鱼鸟主题
自仰韶文化发现以来，其独具特征的彩陶图像即为研究的热点。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遗址发掘报告，对半坡类型鱼纹进行了开创性的详细研究，确立写实鱼纹和由直线三角、弧边三角等元素组成的抽象鱼纹为半坡类型彩陶最重要主题的基本认识[1]。张朋川此后又有系统的归纳分析（图一）[2]。
图一 半坡类型写实和抽象鱼纹
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史家类型时期[3]，彩陶图像主题出现重要新变化，即鱼鸟组合的流行。陕西武功县游凤遗址发现的蒜头壶肩部绘有完整鱼纹，头部巨大，内有一粗颈短喙鸟首（图二，1）[4]。陕西临潼区姜寨遗址[5]第二期的葫芦瓶H467:1正面和背面各绘一条半抽象的鱼，头部和身部均为侧边略弧的方形，内部各有一粗颈短喙鸟首，头向相反（图二，2）。
展开剩余96%图二 半坡类型晚期彩陶鱼鸟组合图像
1.武功游凤遗址 2.临潼姜寨遗址H467:1
庙底沟类型时期，鱼鸟组合成为仰韶文化彩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6]。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庙底沟遗址[7]H59:29盆上腹条带状展开的黑彩图案为包括多个单元的复杂型鱼鸟组合图像的典型代表。两组长平行曲线将图案带分成两部分。较窄部分左端为弧边三角+圆点式鸟纹，其右侧为体内有鸟纹的鱼纹：长勾弧边“工”字形构成鱼头的主体轮廓，内有直线+勾弧+圆点式鸟纹，圆点又如鱼目；“工”字形的右侧与一弯钩纹形成上部未封闭的近圆形空白，内有多横线+圆点式对鸟纹；末端为弧边三角形鱼尾。条带较宽部分的鱼体内多了一个四条弧形纹+圆点组成的鸟纹，其他部分完全相同（图三，1）。陕西华县泉户村遗址H118⑤:4彩陶盆纹饰带有两组相同的鱼鸟组合图像。图像左端为下边张开的弧边三角+圆点展翅飞鸟，右侧为两个弧形纹，再右侧为长勾弧边“工”字形+上挑弯钩组成的鱼头，内有弧形和圆点。鱼身为圆形空白中两条平行线和双圆点组成的相背鸟纹，鱼尾为下部纤细的弧边三角（图三，2）[8]。大部分被称作“回旋勾连纹”的图案组合，都是这一主题的表现。
图三 庙底沟遗址复杂型鱼鸟组合图像
1.陕县庙底沟遗址H59:29 2～4.华县泉护村遗址（H118⑤:4、H46⑤:12、H107⑤:185）
此主题同时存在更加图案化的表达。泉户村遗址H46⑤:12的鱼鸟组合图像中，独立的鸟纹被省略，鱼嘴前有一圆点，与表现鱼头轮廓的勾弧组成鸟纹，以长勾弧边“工”字形和上挑弯钩为鱼身，内有圆点，“工”字形右侧为鱼尾（图三，3）[9]。H107⑤:185彩陶图像主体为长勾弧边三角+双弧线+圆点组成的图案，整体如简化的鱼形（图三，4）[10]。
关于鱼和鸟的形象在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中的内涵，石兴邦提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11]，曾得到广泛认同[12]，鸟在鱼身体中的图像被解读为分别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人群的融合[13]，“鹳鱼石斧图”则被解读为以鸟为图腾的部族战胜以鱼为图腾的部族[14]。但张光直指出，考古资料不足以支持仰韶文化存在图腾的推论，他提出，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15]是萨满通神状态的描摹[16]，这提示我们在萨满式宗教的视角下解读相关图像的重要可能性。
不同物种的孕生转化是颇为典型的萨满式观念。玛雅文明关于玉米神重生的神话中，玉米神死后，冥王将其骨灰投入河中，河中鲶鱼吃了这些骨灰，聚集了玉米神的身体，神鸟又将这些鲶鱼吃掉，聚齐了玉米神的身体，玉米神得以在其体内完成重生[17]。《庄子·逍遥游》中鲲化为鹏的描述[18]，或许是史前时代神话的孑遗，庙底沟时期的鱼鸟组合图像，背后可能也依托着类似的神话。这种转生意象，往往蕴含着万物繁育的吉祥寓意，因而成为彩陶的主题。
二、卵生主题
我们曾经推测，鱼鸟转生神话的形成，或与鱼鸟同为卵生相关。对彩陶图像的新解读，为这一推测提供了更多支持。
姜寨遗址M76:8尖底罐的彩陶图像，描绘双鱼，体外均有未封闭弧线围绕，鱼头部硕大，身体细小。左侧之鱼，身体极度弯曲于外轮廓线内，眼为小圆点，体内有两条弧线，似表现肋骨，尾部似未发育成熟；右侧之鱼，大眼，身体线条更粗壮，身体较舒展，尾部发达，突破轮廓线（图四，1）[19]。此双鱼形态与在卵膜中发育成熟、正待破卵而出的鱼类胚胎极为相似，外部轮廓线似为卵膜，左侧之鱼如正在破卵，右侧之鱼似发育更成熟，尾部已经完全破卵而出（图四，2）[20]。河南郑州市大河村遗址[21]T11⑥B:72器座上，以白彩为底，用深棕色连续绘出二方连续扁尖圆纹，内有同样颜色的粗线，相互之间有红色圆点。尖圆纹，也可以解读为卵膜，粗线为鱼胚胎的身体，红点为破卵而出的头部（图四，3）。泉护村遗址[22]H193:01残存图像中，有圆点+三叉纹似在圆圈中的图像（图四，4）。圆点+三叉纹一般被解读为鸟纹：圆点为头，三叉为双翅和身体。如果将此图像与麦穗鱼从胚胎破卵而出的照片对比，会发现二者非常相似（图四，6）[23]，所谓“鸟”正如破卵而出的仔鱼，三叉分别表现的是身体和鱼鳍。若此，则图像可能表现的是鱼胚胎在卵膜中的形象。泉护村遗址H1060:05图像中，左为半残的圆点，可能代表卵体，右为半破卵而出的鱼胚胎（图四，5）。
图四 彩陶图像中鱼破卵而出状态的表现
1.临潼姜寨遗址M76:8 2.团头鲂胚胎破卵前状 3.郑州大河村遗址T11⑥B:72 4、5.华县泉护村遗址（H193:01、H1060:05） 6.麦穗鱼破卵而出
圆点+三叉图像被解读为鸟纹，自有其道理。泉护村遗址H1052:01图像中，圆点+三叉图像的圆点与写实鸟纹的尾部紧密连接，表明二者的密切关系（图五，1）。考虑到鱼鸟转化为庙底沟类型彩陶最重要的主题，二者的衔接，可以解读为鱼胚胎向飞鸟转化过程的表现，因此，此图像既是鱼之胚胎，也是鸟之幼雏，具有鱼鸟合体、转化的内涵。鱼鸟同为卵生，这应是形成鱼鸟转化观念的重要原因。泉护村遗址H190:01彩陶钵上，有写实之鸟在半封闭弧线中的形象，很可能是对鸟在卵中的表现（图五，2）。陕西陇县原子头遗址[24]H104:6绘有类似图像（图五，4）。泉护村遗址H245:01和H165:402都绘有鸟在有弧线三角构成的近圆形空白中的形象（图五，5、6）。我们曾经讨论过，这样的近圆形空白，经常出现在庙底沟类型“回旋勾连”式鱼体的内部，这两个图像，表现的应是鸟在鱼体内孕育。H165:402鸟背上方有一较大圆点，曾被解释为太阳，其整体图像被认为与金乌负日传说有关。但泉护村遗址H22:04彩陶盆（图五，7）和陕西扶风县案板遗址的H4:40彩陶钵（图五，8）[25]上，也会有写实鸟纹和大圆点共存的图像，圆点均在鸟喙前，明显与“负日”不符。因此，在认定卵生为庙底沟类型彩陶重要主题的前提下观察，圆点表现的更可能是卵。河南汝州市洪山庙遗址[26]W84:1图像，左右两侧为鸟，一般并无异议，中间图案多认为是龟，实际“龟”的头颈部与两侧鸟的头颈相同，“龟”体近圆形，与实际龟体迥异，此图像更可能表现的是破卵之鸟，两侧之鸟则是破卵后雏鸟的形象（图五，3）。
图五 鸟在卵中的孕育和鱼鸟转化
1、2、5～7.华县泉护村遗址（H1052:01、H190:01、H245:01、H165:402、H22:04） 3.汝州洪山庙遗址W84:1 4.陇县原子头遗址H104:6 8.扶风案板遗址H4:40
大河村遗址采集的陶片上，有写实的鱼纹，上下各有一较大圆点，应是表现鱼卵（图六，1）。姜寨遗址半坡类型彩陶盆的蛙纹内，密布圆点，应代表蛙体内之卵，以此表现蛙丰沛的繁殖力（图六，2）。庙底沟遗址H52:48上的蛙纹，继承此传统，体内同样密布圆点式卵，体外有带短尾之较大圆点，表现蝌蚪（图六，6）。此传统一直延续到马家窑文化时期（图六，5）[27]。庙底沟遗址H408:100绘有一只蜥蜴，前后各有一较大圆点（图六，3）[28]，蜥蜴为卵生，这两个圆点也应是表示卵。陕西高陵区杨官寨遗址T104H2⑤:6绘有两组相似图像，均为一动物加一圆点，曾被解读为“一雌一雄，双龙戏珠”（图六，4）[29]。细观此动物形态，长身弓起、长尾、三叉足，都与蜥蜴相似，杨官寨遗址也出土过更写实的蜥蜴纹，再考虑到庙底沟彩陶图像的主题，此图像更可能与庙底沟遗址H408:100一样，表现的是蜥蜴的卵生。这些图像都可以作为彩陶图像中较大圆点为卵的有力旁证。
图六 不同动物的圆点形卵
1.郑州大河村遗址采集 2.临潼姜寨遗址彩陶盆蛙纹 3、6.陕县庙底沟遗址（H408:100、H52:48） 4.高陵杨官寨遗址T1534H2⑤:6 5.马家窑文化蛙纹
根据上述相对写实的彩陶图像分析，初步可以推断，对鱼、鸟等动物卵生状态的描绘，是庙底沟类型彩陶图像的重要主题。对卵纹不同形态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增强此推断的可靠性，也让我们对庙底沟时期关于卵生现象的观察和想象有更深入的认识。
三、卵的形态
鱼受精卵排出后的第一个变化阶段，是卵黄中的原生质集中到动物极，形成胚盘。之后，会进入卵裂期，第一次卵裂，动物极会一分为二，形成2细胞；第二次卵裂，动物极二分为四，形成4细胞；直到第五次卵裂，动物极形成32细胞。此后进入桑葚胚阶段，分裂球已经较难分辨个数[30]。陕西西安市南殿村遗址彩陶钵图像中，左侧为前面讨论过的圆点+三叉鱼胚胎图像，右侧多被称作“半圆纹”或“圆盘纹”（图七，1）[31]，实际与鱼卵动物极第一次卵裂后形成的2细胞状态非常相似（图七，8）[32]，不妨称之为“卵裂纹”。此图像表现的是鱼胚胎与卵裂变的因果关系。姜寨遗址M76:8彩陶图像中，右侧之鱼的右上角，正有相同的图像（图四，1）。泉护村遗址H1060:372，左侧为卵裂纹，右侧可能表现的是完成破卵而出有二鳍和分叉之尾的仔鱼（图七，2）。庙底沟遗址H59:26彩陶钵上，有连续的卵裂纹带，相互间有圆点间隔，每一组卵裂纹和圆点，都可以解读为鱼卵裂变及正在形成鱼胚胎头部的状态（图七，3）。庙底沟遗址H542:4彩陶钵只保存了一组图像，为竖向卵裂纹，两侧各有一圆点（图七，4）[33]，推测原来应有相同的图像以二方连续的形式展开，与泉护村遗址H1060:372表达的主题相同，只是卵裂纹方向不同。
图七 卵裂纹与鱼鸟胚胎的形成
1.西安南殿村遗址彩陶钵 2.华县泉护村遗址H1060:372 3、4.陕县庙底沟遗址（H59:26、H542:4） 5、6.陇县原子头遗址（H84:3、H65:4） 7.临潼姜寨遗址M76:10 8.鳊鱼卵第一次卵裂 9.高陵杨官寨遗址H776②:7
原子头遗址两件彩陶钵和姜寨遗址一件小口平底瓶上的图像，约相当于半坡类型晚期，已经明确表现了卵裂纹与鸟在鱼体内孕育观念的联系。原子头遗址H84:3图像为多单元图案化的鱼鸟组合（图七，5），连续的弧边三角，形成如同鱼身的空白，弧边三角为鱼尾，鱼头部内有圆点为头、弧边三角为体的鸟纹，鱼身内为卵裂纹，表现雏鸟在鱼体内的卵生。原子头遗址H65:4纹饰带的对顶白色三角是典型的半坡类型风格的对顶鱼头的表现方式，其两侧应为鱼身，身内牛角形空白内为变形卵裂纹，一侧变形为弧边三角代表雏鸟身体，配以圆点代表鸟头，同样表现雏鸟在鱼体内的卵生（图七，6）。姜寨遗址M76:10小口平底瓶（图七，7）与该遗址H467:1（图二，2）一样，同样体态如鱼，图像主题也是鱼鸟之变。其圆形主体图像应为鱼头，右侧为与H467:1相似的粗颈鸟头，左侧为卵裂纹。
杨官寨遗址H776②:7彩陶盆（图七，9）[34]绘有典型的“回旋勾连”式鱼鸟组合图像，由相同的三组图案组成，每组左侧为圆点+勾弧式雏鸟纹，勾弧同时勾勒出鱼头的轮廓，头内为相对的勾弧+圆点，形成鱼头内的对鸟纹[35]。随后，两个相近的弧线“工”字形纹形成鱼的后半部分，右侧“工”字形上部的弧边三角表现鱼尾，两个“工”字形中间近圆形的空白，为鱼身内部，有竖向卵裂纹，两侧各有一圆点，代表鸟头，表现卵生雏鸟的孕育。
原子头遗址H100:1彩陶钵图像为弧边“工”字形相互衔接形成圆形空白的二方连续展开，此类空白，为鱼体内部的典型表现方式，每处空白内，均有卵裂纹，但有的为半黑半白式样（图八，4）。鱼卵的动物极和植物极因密度不同，会呈现深浅不同的颜色（图八，2）[36]，此半黑半白式卵纹，或许是对鱼卵此类特征的形式化表现。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F1:4彩陶盆图案带中，以对称弧边三角构成椭圆形空间，内有半黑半白式卵纹的变体：黑色部分已变化成为弧边三角式雏鸟身体，并以圆点代表鸟头，应是表现雏鸟孕育成形的状态（图八，1）[37]。
图八 卵纹的不同状态
1.秦安大地湾遗址F1:4 2.鲫鱼卵内不同颜色现象 3.鳤鱼卵动物极4细胞阶段 4.陇县原子头遗址H100:1 5.陕县庙底沟遗址H92:17 6.黄龙西山遗址彩陶罐 7.高陵杨官寨遗址H776:11
庙底沟遗址H92:17为庙底沟类型晚期彩陶罐七界策略，其彩陶图案带为连续的对顶弧边三角（或弧边“工”字形）形成四大圆圈空白，每个大圆圈内有四个以圆心为共同顶点的弧边三角组成的小圆圈，空白处形成四瓣纹（图八，5）[38]，与鱼卵第二次卵裂后，动物极的4细胞状态非常相似（图八，3）[39]，可能正是对该状态的有意描摹。杨官寨遗址H776:11彩陶钵图案带由二方连续展开的背向圆点+弧边三角式雏鸟纹组成，两只鸟的弧边三角身体相对形成圆形空白，内有“十”字纹，将其一分为四，也很可能是卵裂与雏鸟在鱼体内孕育的表现（图八，7）[40]。陕西黄龙县西山遗址发现的彩陶罐上（图八，6）[41]，以纤细弧边“工”字形间隔出四大圆圈空白，其中两个圆圈内，中心为卵裂纹，周边为弧边三角构成的六个尖圆形空白，另外两个圆圈内被一周弧边三角分隔出九个不同形状的空白，或是对更复杂卵裂状态的表现（图一一，5）[42]。
洪山庙遗址W40:1彩绘带上有四个卵形纹，内部从左至右，分别为以黑色亚腰形二分、以三空白线四分、以空白亚腰形二分和以三黑线四分。在卵纹流行和洪山庙瓮棺彩绘以生命孕育为主题的大背景下，可以推测这四个图案，或许表达了对卵之裂变与生命孕育的思考（图九，1）。大河村遗址W189:2彩陶盆口沿上，有以三条红彩线隔开的八组相同图案（图九，2）[43]，每组中心为与洪山庙W40:1左数第二个卵纹相同的四分卵纹，两侧各有一对共用红色圆点为头、分别以黑色弧边三角和红色弧形为身的鸟纹，更表明此类卵纹与雏鸟孕生的关系。
图九 卵的不同状态
1.汝州洪山庙遗址W40:1 2.郑州大河村遗址W189:2
大河村遗址庙底沟类型时期彩陶流行周围有放射线的圆圈纹，多被称作“太阳纹”和“日晕纹”等，实际与鱼类的缠丝型卵颇为相似[44]。大银鱼和太湖短吻银鱼等鱼类的卵膜外有黏性缠丝，便于附着在水中植物上稳定发育。青鳉鱼卵的卵膜外既有缠丝，尾部还有一簇长丝，可以悬挂在母体生殖孔后发育。带着受精卵的雌鱼游过水草时，卵粒也可能脱离母体，附着在水草上发育（图一〇，6）[45]。大河村遗址一件彩陶残片上，中心图案与缠丝型鱼卵非常相似，圆圈为卵膜，外侧细密射线为卵膜丝，中心的圆点为卵膜内的原生质（图一〇，1）。另一件彩陶残片上，残存两个同样的缠丝卵纹，均位于对顶弧边三角构成的近圆形空白中，是鱼体内的典型表现方式（图一〇，3）。还有一件残片，图案相似，只是省略了卵膜内的原生质（图一〇，4）。再一件残片上，在细密短放射性圆圈内有黑白相间的方格，可能表现的是缠丝卵内部的裂变（图一〇，2）。西山遗址T5141:4敛口盆彩绘带上的图像，基本组合为相对的弧边三角和勾弧形成椭圆形空白，内有带细密短射线的圆圈，应为带缠丝卵膜，一条横线将其内部一分为二，如第一次裂变后的2细胞状态，横线上下有对称的弧边三角，为雏鸟之体，两端圆点为鸟头，是雏鸟在鱼卵内孕育的典型表现方式，更证明放射线圆形为缠丝型鱼卵（图一〇，5）[46]。其中一个弧边三角和勾弧之间，有一周细密放射线的近鱼形图像，与末端有缠丝的河川沙塘鳢卵颇为相似（图一〇，7）[47]。
图一〇 与缠丝型鱼卵相关图像
1～4.郑州大河村遗址彩陶残片 5.黄龙西山遗址T5141:4 6.青鳉鱼卵 7.河川沙塘鳢卵
大河村类型彩陶流行圆点+近直边三角、与圆点相对的三角形长边有密集短线的图像，被公认为鸟纹，短线为鸟尾羽（图一一，1～3）。此类图像多在成对弧边三角构成的空白内绘制，表明此类鸟也是处于在鱼体内孕育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鱼卵在卵裂期到囊胚期，动物极物质下沉到植物极，会呈现丝缕状（图一一，5）[48]。大河村遗址一件标本上，鸟尾短线之间，有晕染式小色块，使得短线更像卵内丝缕（图一一，3）。泉护村遗址H71①:3彩陶盆上，有回旋勾连式鱼鸟组合图像，在表现鱼身体内的圆形空白中，有上面解读过的半黑半白式卵裂纹，又以两个红圆点为鸟头，表现对鸟孕育状态。黑色部分已成弧边三角式雏鸟之身，尾部有短线纹，正如动物极侵入植物极的丝缕（图一一，4）[49]。
图一一 与鱼卵内丝缕相关图像
1～3.郑州大河村遗址（F1:26、采集、采集） 4.华县泉护村遗址H71①:3 5.草鱼卵4细胞期至64细胞期
四、繁育之力
上述解读表明，鱼类卵生及鱼鸟在卵生状态下的转化是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重要主题。我们曾对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做过系统分析[50]，在卵生主题的背景下看，这些鸟纹表现的，应是在鱼体内外处于不同孕育转化阶段的雏鸟。我们讨论过的“对鸟”主题和“西阴纹”中的鸟纹[51]，也都是此类雏鸟。如前所述，鱼鸟转化主题，本具有万物繁育的吉祥寓意。卵生主题与鱼鸟转化密切相关，即同为卵生，正是鱼鸟转化的“合理”原因。鱼类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在繁殖季大量排卵，是自然界丰沛生殖力的代表。小型鱼中华细鲫的怀卵量即可达100粒左右，大型鱼如鯮鱼怀卵量平均50万粒，多者可达惊人的200多万粒。因此，鱼类及其卵生状态，实是万物繁育主题的最佳表现方式。对蛙和蜥蜴等动物卵生状态的表现，表达的是同样主题。当然，鱼鸟之转化，可能有更丰富的内涵，在与墓葬相关情境下出现的图像，尤其如此[52]。
鱼卵膜直径微小，特小卵（如太湖短吻银鱼卵）只有0.6～0.8毫米，小小卵（如鲤鱼和鲫鱼卵）为1.3～1.7毫米，大卵（如草鱼和鲢鱼卵）为4.6～6.5毫米。对卵膜形态、膜外缠丝、卵的多次裂变、胚胎形成、仔鱼形态等需要仔细观察，才能获得基本认知。汉代字书中，保留了很可能起源很早的鱼类早期形态分类信息。《尔雅·释鱼》中有“鲲”，释为“鱼子”[53]。《说文解字》中有“䲊”，为“鱼子已生者”[54]。段注云：“谓鱼卵生于水草间，初孚有鱼形者。云已生，对未生言之。鱼子未生者曰鲲。”[55]说文又有“鲕”，为“鱼子也”[56]。段注云：“鱼子，谓成细鱼者”[57]，应为比䲊更成熟的幼鱼。上述解读表明，仰韶先民对鱼类卵生过程和鱼类早期形态有令人赞叹的精细观察、深入思考和相关知识体系的构建，从中体悟万物繁育之奥秘，形成相关信仰，并以彩陶图像的形式表达出来。
卵生主题有时会以图像组合的形式布满器身，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表达充沛的繁育力量。大地湾遗址QD0:19小口平底瓶（图一二，1）[58]，与姜寨遗址H467:1（图二，2）形态相同，都如鱼体，只是口部为少女之头，寓意器身也是少女之体。器身有三条相似的彩绘装饰带，每条内以二方连续展开的成对弧边三角构成竖长尖圆形空白，表现鱼体内部。空白内中部有不同形态的窄长变体卵裂纹。原子头遗址F33:3彩陶罐，有两条彩绘带，均以二方连续展开的弧边“工”字形构成横长椭圆形，内有不同形态的卵裂纹及其变体（图一二，2）。原子头遗址H84:1彩陶罐上，八个由弧边三角构成的近圆形空白，分上下两排排列，非常醒目，其内各有两个横向卵裂纹和两个竖向半黑半白卵裂纹，形成“十”字。横向的两个大圆圈之间，又有上下各一个由弧边三角构成的圆形空白，内有变体窄卵裂纹，上下各有一圆点。这些主体图像之外，还夹杂了自上而下排列的三个椭圆形空白，内有圆点加粗弧线式雏鸟纹（图一二，3）。庙底沟遗址H408:41彩陶钵（图一二，4）[59]上，是典型的所谓“花瓣纹”，实际与原子头遗址H84:1的图像一脉相承，构图核心为由两个弧边三角构成的四大尖圆形空白，中心有两条平行细线，使尖圆形如分裂为2细胞之卵，上下各有一圆点，表达卵内生命之孕育。四大核心图案之间，为在共同圆点交接的弧边三角，形成不同姿态的圆点+弧边三角式雏鸟，弧边三角相互之间又形成如卵的尖圆形，以灿烂如繁花绽放的方式，展现出蓬勃的生命主题。
图一二 卵生图像组合式表现
1.秦安大地湾遗址QD0:19 2、3.陇县原子头遗址（F33:3、H84:1） 4.陕县庙底沟遗址H408:41
在仰韶文化分布区之外的长江下游及其临近地区，与半坡类型大体同时的河姆渡文化中，浙江余姚市田螺山遗址出土一件陶器残片，上有写实的鱼鸟一体图像，头部为勾喙的鸟首，身体为有一片背鳍和两片腹鳍的鱼身，末端为分叉的鱼尾（图一三，2）[60]。在浙江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第一期遗物中，T231④A:303为一木杖的上部，杖顶为一条写实的鱼（图一三，1）；T231④B:309木鱼头部和鱼体上都有卵形凹窝，可能表现鱼体内之卵（图一三，4）。遗址第二期的T242③B:68为一鱼形陶塑的残块，身体上也有卵形的凹窝（图一三，3）[61]。与半坡类型晚期大体相当的江苏金坛区三星村遗址墓葬M38和M531中，发现象牙钺柄饰物。其中两件帽饰均为突出表现硕大头部的简化鱼形，长方形的简化身体上，均布满圆点，可能也是鱼体内充满鱼卵的表现（图一三，6、7）。M38中的镦饰，则有尖喙重环眼鸟头，与鱼形帽饰相配，明显与鱼鸟转化信仰相关（图一三，5）[62]。该遗址发现过半坡类型晚期彩陶，是文化交流的明证。与庙底类型时段相当的崧泽文化虽然流行鸟纹图像，但未见明确的鱼鸟转化主题。在受到庙底沟类型彩陶风格影响的辽西、淮河流域及长江中游地区，对鸟纹主题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中颇为流行[63]，是雏鸟成对孕生的表现。大溪文化与庙底沟类型在彩陶主题方面尤其密切。湖北枣阳市雕龙碑遗址H5:1彩陶罐上，中间为平行短斜线纹带，上下各有一行二方连续展开的典型庙底沟风格“西阴纹”，表达鱼鸟转化和卵生主题（图一四，1）[64]。湖北天门市谭家岭遗址出土的彩陶杯上，中间同为平行短斜线纹带，上下各有一行黑彩带，留有不规则方圆形空白，内有圆点（图一四，2）[65]，明显与“西阴纹”具有同样内涵，是大溪文化彩陶独具特色的典型图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条带内有圆点的图像，与鱼类和两栖类动物的卵带颇为相似。中华蟾蜍的卵粒直径为1.5毫米左右，多呈双行或三至四行排列于管状胶质卵带内，卵带平均长899厘米，一般有卵5000粒左右（图一四，3）[66]。湖北枝江市关庙山遗址T52⑤AH43:5彩陶圈足钵的器形和彩陶图像均具有大溪文化的典型特征，口部下方有十五组小圆圈纹，各有六或八个圆圈，呈两行排列（图一四，4）。在卵生主题的大背景下观察，这些圆圈组合，与鱼或蛙体内成组排出的卵颇为相似。大溪文化中类似的长条形或方形小圆圈组合应具有相同的内涵（图一四，5～7）[67]。
图一三 长江下游地区鱼鸟转化和卵生图像
1、3、4.余姚河姆渡遗址（T231④A:303、T242③B:68、T231④B:309） 2.余姚田螺山遗址采集 5～7.金坛三星村遗址（M38:3、M38:2、M531:2）
图一四 大溪文化鱼鸟转化和卵生图像
1.枣阳雕龙碑遗址H5:1 2.天门谭家岭遗址彩陶杯 3.中华蟾蜍卵带局部 4～7.枝江关庙山遗址（T52⑤AH43:5、T62⑤H141:9、T58⑤H117:3、T53⑤BH49:176）
庙底沟类型之后，西进黄河上游的仰韶人群发展出马家窑文化，将彩陶艺术推向又一个高峰，卵生和鱼鸟转化仍然为最重要的图像主题，拟另著文讨论。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人群融合此前各地区社会发展成果，完成早期国家的构建，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实证[68]。良渚文化高质量陶器的精美刻画图像很可能与水生动物和鸟的转化相关，应是融合庙底沟类型信仰的成果[69]。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鱼鸟转化信仰仍然延续，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邓家湾地点H67中发现多件陶偶，其中人抱鱼形象可以解读为巫师完成鱼鸟转化仪式的写照（图一五，1），鱼尾之鸟（图一五，2）和相背而飞的对鸟（图一五，3）[70]更是鱼鸟转化和卵生的典型表现。此信仰影响深远，在三星堆遗址中，由二号和八号祭祀坑残件拼合而成的铜顶尊屈身鸟足人像，即是鱼鸟转变和卵生状态的生动表现[71]。
图一五 石家河遗址邓家湾地点H67出土陶塑
1.H67:5 2.H67:26 3.H67:47
五、集体宗教
对仰韶文化彩陶卵生和鱼鸟转化主题的解读，自然会引发对仰韶社会“仪式性”和“宗教性”及仰韶聚落大型房址功能的新思考。
距今5300年前后，是古国如“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形成期。东部地区社会发展的代表——红山和凌家滩社会，均选择了宗教取向的社会发展道路。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庙底沟类型社会，明显选择了不同的构建复杂社会组织的道路，其社会领导者可以汇集大量人力物力，组成大规模聚落，兴建大型公共建筑，但其墓葬只是规模巨大，并不以表现个人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随葬。韩建业称之为社会发展的“中原模式”，核心内容有：“稳定内敛、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72]李伯谦也根据西坡遗址大型墓葬的发现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社会独重神权，良渚社会虽然王权、军权和神权并重，但仍以神权为主，两者均属于“神权高于一切”的模式；“仰韶古国”则为“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的模式，更加务实，通过祖先崇拜维系的社会群体也更加稳定、持续发展，成为三代文明之开端，此后数千年绵延不断[73]。
墨西哥阿瓜达·费尼克斯（Aguada Fenix）遗址的激光雷达探测和最新考古发掘，发现了相当于奥尔梅克文明时期的规模庞大的人工堆筑土台，南北长1413、东西宽399、高10～15米，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前800年间。台顶中心，有与天文观测相关的特殊建筑组合，东西两侧边缘各有10个小土台[74]。中美地区使用的长历法中，采取的是20进制，台顶建筑明显蕴含宇宙观和历法知识，用于大型宗教仪式活动。但该遗址未见劳伦佐和拉文塔等奥尔梅克都邑性遗址中标志特殊宗教权威的巨型石雕和埋藏大量玉器的祭祀坑。这反映出一种更“集体取向”的以宗教为核心的社会发展道路[75]，其核心内涵包括：其一，宗教信仰和仪式是社会生活和复杂社会组织构建的重要依托；其二，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宇宙秩序和自然规律等方面的知识为公众所熟知，而非特殊人物掌握的神秘知识；其三，仪式活动在大部分社会成员可以进入的公共场所举行，由大部分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其四，社会领导者可能在仪式活动中承担组织者的角色，但此重要角色的获得，并非依赖其具有的特殊宗教知识和超凡通灵能力，而是依赖于因世俗社会中的地位和功绩获得的威望。
庙底沟时期彩陶的盛行，表明整个社会对生命繁育、万物欣欣向荣的强烈祈愿，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当时应有与之相关的仪式活动。杨官寨遗址西门址两侧环壕内，陶器成层分布，显然是环壕被周期性且有目的地以灰土填埋，在此过程中，逐层放入陶器。陶器种类比较特殊，包括镂空人面纹覆盆、成组的鼓形器等。环壕其他位置还出土过大型陶祖，以及没有火门、没有釜底部的非实用连体釜灶等。常见的器类如盆、钵之上均有精美的黑彩图像，除鱼鸟转化主题外，还有蜥蜴与卵等特殊题材。正如发掘者推测，这些很可能是周期性宗教活动的遗留[76]。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南壕沟底部，发现2具完整的猪骨，也应与仪式活动相关[77]。
仰韶文化聚落在半坡类型时期就形成了向心式布局，以中心广场为核心，房屋分组环绕，每组中均有大型房址[78]。庙底沟类型时期，此聚落布局继续流行，并出现面积超过150平方米的特大型房址。西坡遗址中心有大型广场，四角均有特大型房址，经过发掘的西北角房址F105室内面积200多平方米，外有回廊，总面积超过500平方米[79]；西南角房址F106室内面积达240平方米[80]；东南角房址F108室内面积约180平方米[81]。这些房址的门道均指向中心广场，一般被认为是公共集会的场所。西坡遗址F106中，地面和墙壁均以赤铁矿涂成红色；在F108基础上新建的F107，有特殊的火塘，废弃时被有意掩埋，后墙前有一排密集的浅柱洞，可能原来后部有隔离出来的特殊空间。这些现象，都表明特大型房址可能会举行集体性的仪式活动。
刘莉对仰韶文化制酒工艺的开创性研究表明，谷芽酒的制作和消费，在仰韶文化社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能与仪式活动相关[82]。西坡遗址大型墓葬M8和M27中，均随葬一对大口缸，可能用于存放以红曲酿制的红色米酒，并用混合了朱砂的泥和麻布封盖，表明社会领导者也是需要大量饮酒的仪式活动的组织者[83]。
继承了庙底沟社会鱼鸟转化和卵生信仰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发现集体仪式活动的遗存。石家河遗址三房湾地点发现大规模屈家岭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的小陶杯堆积，估算总量或可达到惊人的200多万件。发掘者推测该区域为制陶区，但如此大量陶杯的集中废弃，很可能与大型集体仪式活动相关[84]。
总之，庙底沟社会可能具备的“集体取向”的“宗教性”及其深远影响，是颇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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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金秀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5年 第9期七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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